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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说 | 杭州保姆纵火案:为什么杀人犯也需要

备受关注的保姆纵火案前不久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庭审中,被告人莫焕晶的辩护人党琳山坚持要求异地管辖(刑事案件一般应当由犯罪所在地法院管辖。但若案件社会影响力很大,可以由上一级法院或者最高院管辖,也可以由上一级法院或者最高院指定其他法院管辖),并于开庭26分钟后自行退出。

党琳山称,杭州消防部门不提供火场信息,警方也只采集了两名第二批进入火场的消防员的证言,他向中级法院申请38名包括消防员、保安等证人出庭的请求也被驳回,而后他向最高院申请异地审判,但未得回应,中院即突击开庭,他认为这不合乎法定程序。

党琳山选择以管辖权异议的名义退庭,更多是对证据方面表示不满。在整起案件中,除了保姆放火之外,绿城物业的消防安全管理是否到位?消防是否救援及时?如果及时赶到能否改变母子三人死亡的悲剧?面对这些疑问,消防部门的事故认定以及消防人员的出庭,显然非常关键。毕竟,若是存在多因一果,被告也许还有“保命”的余地。

这也是党琳山甘愿被罚,甚至冒着失去职业资格的风险,也要选择退庭的原因,他事后声称这是一种“自焚式的辩护”。

在人们朴素的正义观里,杀人犯死不足惜,为其辩护是助纣为虐,是站到了“正义”的对立面,其实不然。

其实,站在被告席的,除了罪犯,还可能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。一旦站上被告席,就相当于以一己之力面对公检法这套强制性程度最高的公权系统,就连被害人及其家属也不能左右。如果不能同时赋予被告人和辩护人充分的辩护权,就会造成控辩双方力量严重不均衡。这些年,真凶再现、亡者归来的冤假错案并不鲜见。十八岁的呼格吉勒图因发现尸体报案被列为嫌疑人,无辜枉死,十九年后才沉冤昭雪。刑罚和其他惩罚相比,对当事人的伤害是不可逆的。换句话说,只有充分的控辩对抗,才更利于得到公正的审判结果。

既然是充分的辩护权,那就不仅仅止步于痛哭流涕式的自我悔过,还有尽全力寻找无罪或者从轻的可能性。所以,我们才会看到保姆纵火案中辩护律师的“多因一果理论”,才会听到江歌案中陈世峰的辩护律师主张陈的第一刀是争执中失手,因为担心高额的治疗费会增加父母负担才补了刀。

但我们更应该看到,任何的辩护都需要有足够的证据链来支撑,否则只能是自食苦果。江歌案中,日本法院按照检方的请求顶格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,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十分罕见,给出的量刑因素之一是“没有悔恨,道歉只是形式上的”。

不偏不倚地判断一个人有罪与否是审判者的职责,辩护律师只是在被告人站在公权对立面孤立无援时,在法律范围内为其争取最大的权益,这又何妨呢?律师选择为面临死刑或长期监禁的人辩护,并不代表律师同情这些杀人犯、强奸犯。要剥夺一个杀人犯的生命,必须经过合法公正的程序。非经合法程序是绝对不公正的,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,这将可能导致司法的滥权和不可估量的无辜被告人受害。

我们不能仅仅站在道德的高地上,感受人情的冷暖,发泄心中的不满,而忽略法律的程序性和权威性,忽略律师的行业准则和职业精神。

追根究底,法律和道德都是对于人类行为的纠偏。法律是成文的道德,道德是内心的法律。法律往往是冰冷的,有时会与人们心中的“正义”出现偏差,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情况。但此刻道德的力量也在发挥着作用,它用公序良俗,舆论监督和不成文的“习惯法”来捍卫正义,守护人性,它让处在正义对立面的人终究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我们应当提倡程序正义的法治,坚持以事实为导向的正义。

无论何时,区分好问题的事实与情绪,平衡好道德评判和舆论审判的界限,都是一个庄重而严肃的话题。若是人们都在义愤填膺中纷纷掷出致人于死地的“稻草”,用意念去预判真相,利用舆论去影响司法的判决,那就成了人治而非是法治的社会了。

2017年6月22日清晨5点,杭州蓝色钱江高档小区18楼一住户家中发生大火,女主人朱小贞及其三个孩子不幸殒命。经查,公安机关认定是人为纵火,随后保姆莫焕晶因涉嫌放火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。保姆声称,放火的原因是希望自己能够救火,从而得到主人的感激,顺利地借钱去赌博,而非怀着杀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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